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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以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应对中美关系演变

发布人:中诚信     发布时间:2018-10-15     浏览次数:798次

    编者按:9月30日,中国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教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大金融思想沙龙”第九十九期,作了题为“政策再调整、改革再出发——中美关系演变下的回顾与思考”的演讲。毛振华教授从两次美国行的感受迥异入手,指出遏制中国前所未有地成为美国国家精英的共识,提醒中美关系或处在“新冷战”的前夜,“钟摆状态”已被打破,冲突可能升级;此后深入剖析美国转变对华态度的原因,着重强调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存在对中国2008年以来内外政策的误读;最后提出短期力争止于贸易争端,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系根据演讲内容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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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有幸作为智库专家代表于2015年4月和2018年9月两度访问美国,与美国智库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对比两次访问,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2015年美国各界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中国发生了什么”,而2018年8月底的这次访美中,我觉得美国已将中国列为敌对性竞争对手,并且这已经成为朝野、两党的共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下中美关系会如何演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我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思考。

中美冲突可能不会止于贸易争端

    自1972年“破冰”以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总体来看可以说是一个“钟摆状态”——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也不是美国的敌人。但是,特朗普上台尤其是中美贸易冲突以来,这种“钟摆状态”被打破,“坏不到哪里去”这条“潜规则”被打破了。美国为什么会发起贸易争端?美国发起贸易争端的终极目的就是贸易争端吗?恐怕并非如此。

    从美国角度而言,发起贸易争端并不能解决其所声称的贸易逆差问题。一方面,美国经济回暖主要来源于其本身的经济周期,如次贷危机影响消退、减税刺激国内投资上升、加息导致资本回流等,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并是其经济回暖的原因;另一方面,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其经济结构与美元地位,美国是印刷钞票换取别国的商品,一定会是贸易逆差国,并且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商品,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无益于解决其贸易逆差问题。

    从中国角度而言,虽然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损害,如出口放缓或带来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的反制措施有可能导致输入性通胀,美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征税和投资限制可能制约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等。同时,贸易争端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使得当前去杠杆政策出现调整,延缓了国内去杠杆进程。但是,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承受冲击的能力,况且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从出口转向内需,对外需的依赖程度降低,因此贸易争端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当前的中国完全不能承受的。

    但为什么我们依然要如此关注贸易争端、关注中美冲突?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判断,就是贸易争端或许只是中美冲突的前哨战,中美关系可能处于新冷战的前夜——当然,我说这是“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也许可能,或许也并不会,但我们不能完全回避这种可能性。所谓“新冷战”是与“旧冷战”相对而言的,与旧冷战一样,其冷战思维仍然是以鼓励隔离为特征的“铁幕政治”,中美之间不会诉诸武力,但可能会在贸易、金融、能源、外交、地缘政治乃至武器装备等层面展开对抗与竞争,并互相划定势力范围,但与“旧冷战”不同,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发生在中美经济之间的融合和互补之上,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大。

根据我们接触的美国精英的思维,我觉得如果未来爆发“新冷战”,可能会有三部曲:第一步是贸易争端,第二步就是美国联合其盟国对中国进行孤立与隔离,在能源、技术、资本交流等方面逐渐与中国进行切割,第三步美国及其盟国、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将分化为两个阵营,“新冷战”全面爆发。

中美冲突一定程度上源于美方对中国内外政策的误读

    四十多年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中国发展的体制和道路,但为什么今天中美之间出现了这样的冲突,甚至可以说中美关系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双方关系最严峻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2008年以来内外政策的误读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内政策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进入新一轮量化宽松周期,世界经济低迷,外需急转直下。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推出了以“四万亿”为主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进入“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刺激性的经济政策虽然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但由此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失衡:为稳增长投放的大量货币更多地投向以融资平台为主的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获得的资金有限。从信贷余额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不到35%;从债券融资的比例来看,民企债券融资存量占信用债存量的比例不到10%。与此同时,通过融资平台、产业投资基金、PPP等形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快速增长。这种资源错配导致“国退民进”加剧,经济运行中政策性干预力量增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出现调整。

    在对外政策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在恰在此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并从传统的商品输出国向商品与资本双输出国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对外资依赖度下降,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有所调整,外资在中国的优势和回报率减弱,这让一些外商感觉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之前“友好”。其次,为了回应国际上关于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增加,国际角色也发现了一些变化。此外,近年来中国加大了“走出去”步伐,虽然受到西方国家的遏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投向是一些西方资本所不愿意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家,实际上为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且并未与西方资本形成正面竞争,但中国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为配合资本输出构建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依然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误读与焦虑。

    中国内外政策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美国从上到下的焦虑,认为中国偏离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偏离了和平发展的路线,认为中国想要挑战现有的世界格局。但这纯属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会,我们的国内政策实际上是被动调整的,并且我们一直在持续坚持改革开放而努力。但这种误会切切实实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伤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准确理解和解释中美冲突的性质。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处理显然不是简单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竞争关系——比如当年的美日之争,日本实际上是美国的盟友,并不是战略竞争者甚至敌人。当然,中美冲突也不是当年的美苏之争,中国也不是当年的前苏联,我们也不想当前苏联,更不愿意当冷战的一方——但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我们需要加强解释沟通,使这个定义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接受。

新形势下我国需要政策再调整、改革再出发

    面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从短期应对来看,力争使中美冲突“止于贸易争端”,但同时做好应对“新冷战”的预案。我们要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预案,比如不同程度的贸易争端。如果全球化格局难以持续,中国和美国要回到一个相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我们怎么办?如果“新冷战”全面爆发,我们又该怎么办?当然,通过适当调整内外政策、加强沟通,争取中美冲突“止于贸易争端”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最优解。如果“新冷战”不可避免,我们也要尽力延缓“新冷战”的到来,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

    从长期来看,在新形势下,我们的内政外交都需要调整。一方面,我们要适当调整外交策略。我们需要对外交逻辑进行再梳理:中国核心利益、不可退的底线是什么?那些不是我们核心利益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附加物”可以适当调整。同时,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化,维持世界和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同时,我们要继续坚持睦邻友好,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周边环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我国被迫执行了在国际上引起很多误读的改革政策,现在随着金融危机阴霾的逐渐消散,我们有条件有能力继续回到过去艰辛探索得出的改革开放之路,及时纠正那一小段插曲。我们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拟定的改革方案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不受杂音干扰,不被2008年以来一些受益者的各种意见所左右。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当前是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金融危机10周年,10年只是40年的四分之一。中国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改革开放的全民共识。校正了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调整的路径,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并不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外部形势的变化。展望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对即将到来的党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及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