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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闫衍: 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需助推融资平台风险化解与转型发展

发布人:中诚信     发布时间:2018-04-02     浏览次数:268次

3月3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论坛2018年第四期成功举行。协会副秘书长杨农出席了本次论坛,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先生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发表题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融资平台转型》的演讲。协会内部员工、市场成员共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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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论坛上,闫衍围绕地方政府融资“去平台化”与防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融资平台剥离政府信用与其债务风险演化、新形势下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闫衍指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隐性债务风险及区域性风险需重点关注。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加强融资平台风险防范并推动其市场化转型,是当前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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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董事长闫衍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闫衍指出,2014年新《预算法》颁布以来,我国地方债务管理机制逐步成熟,地方债务限额管理、应急处置、监督问责等制度不断完善,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对未纳入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统计的隐性债务不容忽视,且该类债务风险易通过层层嵌套的资金链条快速扩散,是触发区域性与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隐患。当前各方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口径的界定不一。从法律角度看,显性债务是以特定的法律或者合同产生的负债,而隐性债务则是基于市场预期、政治压力的政府责任。从现实角度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地方政府可能承担偿还、救助、担保责任但并未纳入其债务管理和统计的债务,而一旦发生危机尤其是存在系统性风险爆发可能性时,地方政府则不得不加以干预、承担责任。

根据中诚信国际相关研究,地方政府直接债务作为显性债务,将负有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以及其他可能承担责任的或有债务计入隐性债务估算范围;同时将政府付费型PPP项目、补充抵押贷款等可能形成的隐性债务纳入其中考虑。中诚信国际采用三种不同口径对我国隐性债务进行估算后得出,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在21-30.5万亿元之间,约为显性债务规模的1.4-2.0倍。不同口径测算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均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考虑隐性债务的政府负债率高达65%-78%,大幅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区域性债务风险也需重点关注。从以显性债务为衡量的偿债指标看,截至2016年底,贵州和云南两省负债率超过欧盟60%的警戒线。考虑隐性债务后,负债率超过警戒线的省份由原来的2个增加至12个,贵州省仍高居首位,北京市、青海省、天津市等次之。从债务率来看,宁夏、黑龙江、云南、贵州、辽宁、湖南等11个省份显性债务率超过100%警戒线;但考虑隐形债务后,除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债务率居警戒线下外,其余29个省(区市)债务率均超过100%警戒线,其中天津、湖南省、贵州省、江苏省等位居前列。

闫衍指出,需要继续疏堵结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一方面,要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尤其是专项债券限额;另一方面,要控制地方政府低效及过度投资、加大影子银行等金融整顿,完善问责整改机制等“堵后门”举措,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减轻地方政府支出压力以及债务扩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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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提问交流

闫衍表示,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载体——融资平台在强监管背景下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与地方政府信用脱钩,传统业务模式与债务扩张模式难以为继,整体面临较大转型压力。融资平台目前存量债务以银行贷款为主,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次之。仅从城投债到期情况看,未来5年将是城投债集中到期阶段,年均到期规模近万亿元,存量债务到期偿付压力较大。与此同时,伴随2017年以来金融防风险与强监管持续升级,非标业务整顿持续深入,融资平台融资渠道受阻,且在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背景下,融资平台融资成本持续抬升,加剧债务偿付压力。此外,2018年政府换届因素或影响部分平台债务偿还,严监管或加剧平台流动性风险触发违约,区域风险较高的融资平台、区县类平台,以及业务结构复杂、公益性较弱的平台需重点关注。

新形势下融资平台面临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压力仍在,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尚无法真正满足地方融资需求,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融资的依赖仍在。在此背景下,平台转型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转型过程中,部分平台将逐步探索经营性业务,同时结合融资平台公益类、运营类、商业类的属性定位分类推进转型,加大资产整合重组力度。转型进程中,应注意妥善处理政府与平台的关系、妥善处置融资平台存量债务化解债务风险、创新融资平台投融资模式、完善平台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市场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