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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高杠杆约束下,宏观政策仍需寻求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

来源:中诚信     发布时间:2019-03-02     浏览量:98

3月2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亚布力金融风险论坛: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展望”在黑龙江省亚布力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稳增长还是防风险,双底线重心何在?——关于高杠杆下的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讨论》的主旨演讲。演讲回顾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动态转换的历程,并提出在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高杠杆约束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仍需注重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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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

毛振华在演讲中提出, 2008-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调控重心基本上以保增长、稳增长为主,其中包括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所推出的包括“四万亿”在内的一系列强刺激政策。以稳增长为重心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带动了经济企稳,使中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但“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总债务快速增长,宏观杠杆率大幅上扬,债务风险凸显,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所面临的高杠杆约束加大。

毛振华指出,随着债务风险的累积,中国宏观政策适时调整,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转向去杠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房地产调控、金融体系等多个领域监管持续趋严。毛振华分析,去杠杆政策带动杠杆率增长边际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连续两年回落,债务压力有所缓解,但政策的超调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一方面,去杠杆政策尤其是贯穿2017年全年的金融去杠杆,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频出文件,监管持续趋严,导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流动性受限,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去杠杆政策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的融资约束明显收紧,实体经济融资压力也有所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显现;此外,严厉的去杠杆政策令2018年全年社会融资低位运行,在相当程度上阻塞了融资向实体经济的流动渠道,导致2018年信用风险事件明显攀升,尤其是民营企业信用风险持续爆发。

毛振华分析,2018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宏观政策再次调整,货币政策边际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金融监管政策边际调整,以稳为主,资管新规实施细则力度边际减弱,与此同时,针对民企融资难的结构性问题的政策持续出台,宏观政策层面对稳增长的重视程度提升。当前来看,稳增长政策效果已经略有所显现,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有所回升,但值得关注的是,民企融资难问题依旧难解。

近期以来,随着稳增长政策的持续推进和效果的显现,市场预期有所转变,政策宽松预期加大,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或将迎来新一轮加杠杆周期。对此,毛振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性是高杠杆下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当前宏观杠杆率虽然增长边际放缓,但高杠杆约束依然存在,债务结构性风险依然突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政府部门显性债务风险虽然可控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此外,居民部门杠杆率逆势攀升态势依然值得高度关注。毛振华认为,2018年以来政策的调整着眼点在于避免经济失速导致杠杆率被动攀升,是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的表现,但并未放弃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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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毛振华提醒,在高杠杆约束下,2008年以来通过“债务-投资”驱动稳定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走通,宏观调控仍然需要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毛振华分析,一方面,过度强调以债务货币化方式“稳增长”会导致杠杆率的再度高位攀升,加剧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进而危及整个经济增长,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去杠杆政策力度过大、节奏过快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而经济的快速下行会导致杠杆率的被动攀升和风险的超预期释放,甚至触发引发系统性的危机,导致“处置风险的风险”。毛振华认为,在高杠杆的约束下,中国经济可行的政策选择必然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追求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微妙平衡,但这种“既要…又要…”的选择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经济政策要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关键在于通过持续的改革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完成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