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邬润扬博士坐在他的新职位上神色凝重。

五个月前与记者初见时，邬还是惠誉公司(Fitch IBCA)——与穆迪、标准普尔并称球三大评级机构——驻香港的亚洲区高管人员。当时他正在央行主办的一次信用评级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对中国评级市场前景的看法。然而就在不久前，他却被派到惠誉与中国诚信的合资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这间目前中国本土最大评级公司的CEO。原来他对中国评级业的艰难现状虽然洞如观火，且时常介入，但不象现在，他已在火中央了。

 “今年很不理想，整个停下来，我们只能耐心地等。”邬两手一摊，他虽然信心十足，但国内债券市场的现状就是如此。

 进入2000年，中国企业债券发行的主管机关国家计委决心对原来的管理条例进行一些具有变革意义的修改，因而停下了今年企业债券的发行计划。这样，国内评级公司这一年锅里的饭就这么多了：去年批准的两批发行额的第—批(第二批也已叫停)，总共七家六、七十亿的规模。然后就得等国家计委的新条例出来后才可自继续有饭吃，据估计，这最快也要等到明年初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年中国评级业注定饿肚子。

 最小但又很重要的行业 

说起资信评级业，如果还可将其称之为一个行业的话，那它可能是最小的一个行业了，在国内，它总共拥有不超过10家公司，从业总人数不超过500人。然而，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这一点仅从穆迪、标准普尔等公司在国际上如雷贯耳、呼风唤雨的“打分”结果可见一斑。

 对评级公司来说，债券市场是评级结果的最主要使用者，此外，商业银行也可能对其借款人进行信用审查。作为中介行业，评级业以其专业能力解决了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拓宽筹资者融资渠道，也帮其降低筹资费用。

 一间评级公司的信誉往往需要数十年的验证才能积累起来，这正是迄今国际上最著名的评级公司只有穆迪、标普等寥寥两三家的原因所在。如果市场完全开放，任何新兴国家的同类企业都不可能与这几家公司竞争。目前的状况是，大部分国家都要求在本国发债必须获得本国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这也是对国内资本市场保护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评级业起步于90年代初，但至今这个小小的行业仍然步履艰难。

 中诚信是中国评级业的代表人物。1992年，中国诚信的主要股东建行信达信托、中国证券业协会等—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资设立了这间国内最早的评级公司。

 90年代初，由于国内对该行业的前景普遍看好，而且初期投入不需要很大，一时间呼啦啦成立了近90间机构，这里面就包括后来大浪淘沙幸存的八九家。而资深业内人士李信宏在离开中诚信以后，于近期在北京另行成立了“联合资信评级”。

 由于认识到国内业界落后的现实，中国诚信从1996年开始与国外评级机构接触洽谈合作事宜。然而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不愿意在中国合资设分支，他的目标是“只做独资”；标准普尔则要求控股。中国诚信不干，最后找到了英国的ICBA，才谈好没多久，ICBA即宣告与FITCH合并，成立新的惠誉公司，1999年8月，中国第一家迄今也是唯一一家合资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诞生，其中，中国诚信占有45%的股权，惠誉占30%，中华工商时报占10%。目前，中诚信国际已是国内最大的评级机构，其市场份额据称在70-75%左右。

评级业的磨刀业务内容有主权评级、金融机构评级及债券评级几部分，但国内的评级公司目前都不可能开展主权评级业务，面金融机构评级眼下也不可能成为主要业务，所以国际评级公司的中心业务仍是债券的评级。由于国内债券市场容量极小，企业债最大不过三四百亿的规模，评级公司的收费标准，不过千分之一二；所以，即使在最好的年份，这个行业的全国业务量也不过几千万元人民币，各家的日子之难过可想而知。虽然各评级公司成本低廉，但公司数量还是由此呈递减趋势，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专家姚长辉更预言说，“最后会只剩下两三家”。

 评级业无米下锅

稍有点国际金融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国际债券市场的规模远大于股票市场，而对企业来说，发行公司债券的融资成本要低于发行股票。然而在中国尚未充分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中，股票是企业目前最常用的融资方式，这就造成了国内评级业的生存艰难。正如姚长辉所说：“一个行业的生存由需求来决定，什么时候中国需要固定收益类证券广受欢迎，评级业才可能发展起来。”

美国的债券市场从七十年代开始才引人注目的发展，而美国的资信评估业也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该市场成功的关键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975年对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评估结果的认可。

中国债券市场目前尚处于启动阶段，公司债券市场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中国评级业也处在萌芽期。虽然说国内债券市场上国债已有不小规模，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建项目也一直发行债券，但是中国债券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只不过是“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融资手段”而已。

国家计委金融处的安义宽指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监管模式从1987年3月开始构建，经19936年8月实施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确定其核心主要是发行计划规模管理、募集资金投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具体发行采取审批制。国家计委管债券，是计划经济下投资管理体制的逻辑顺延。

过去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大型基建投资项目都要通过计委立项，然后视资金情况决定是否发债，而计委审批发债资格的前提是你的项目是否在我的项目计划范围。那么除了这些计划内项目外，其它想发债的主体很难打得进来。

债券市场未能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融资成本并不像国际上那样集资为公司利润留成、债券、股票。事实上，由于股票市场的不规范，发债受到的约束更多，所以对债券不感兴趣。

有业内人士指出，股市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核心内容，由于其具有的为国企改革筹措成本、促使国企改制等功能，当局不希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来冲淡这一主题，而商业银行也不希望成长起来的债券市场分流其存款，这也是债券市场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在债券市场的锅炉里，当局肯定把国债而非公司债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在过往的数十年间，国内每年所发行的企业债券数量极少，发行量最大的1999年，总额才420亿元人民币。市场容量过小，使得国内评级业没有自下而上发展的空间。

不过，加入WTO后，债券市场的发展已是必由之路，而国内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取决于国内投资体制改革是否到位，这一切都需要对债券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这也正是国家计委决定修改《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背景。但是在法例子修改进程中而停下了发债计划，却使得一个小小的评级待业顿受无米下锅之窘。

要吃市场经济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初生的评级业吃的仍是计划经济饭。虽然说每年都还有一定发行规模，但大都是国有大企业及大型基建项目，其中不少是政府担保发债，可以说，资信评级完全是走走形式。这一方面使得资信评级待业的用处不大，另一方面使得资信评级行业的用处不大，另一方面也使初生的资信评级业不在乎自己的信誉，随便一个烂企业也能评个“AAA”，反正企业为发债，评级业为多几口饭吃，只好相互配合了。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姚长辉认为，评级业应由过去的吃计划经济饭，转向吃市场经济饭。过去评级业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不是为投资者服务，投资者有几个会想念评级报告结果？由90多家变到9家，再由9家变到2-3家，太正常了！

姚称，向市场化转变过程中，除了债券市场化为评级业市场化前提外，评级作业方法也得改革，象国内评级业采取打分的方法，根据企业财务数据，以及企业管理团队等系列条款打分，看似客观，但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还债能力。

不过国内业界显然乐于向国际大公司学习。除了中诚信与惠誉进行合资外，另一间国内评级机构大公资信也开始与标准普尔进行合作。中诚信邬润扬对记者说，“我们是为自由市场化而作准备”。

在债券停发阶段，评级业仅有的口粮是商业银行贷款证评级。在人民银行体制改革之后，为控制金融风险，各个大区分行已不同程度实行贷款证评级制度，这对闹饥荒的评级业来说算是一根救命稻草。

此外，还不断可能有新业务延生出来，比如不良资产证券化（ABS）、住房贷款证券化（MBS），倘如中外合资企业在国内的融资渠道开放，允许它们在国内上市或发债，这也将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由于央行已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而国家计委的债券管理改革也会在明年推出，评级业可能会在明年有一个好的发展吗。无论如何，邬润扬是看好中国大陆这块市场的，“有关部门正在作出改变，将会放弃一些管制的权力，比如利率的自由浮动，发不发债由市场决定，由券商来推荐等，”邬说，“如果这些改变能如期进行，市场前景看好。”